日常裡的小小言談，道出積藏已久的巨大傷痛與疑惑。《日常對話》從字面拆解，該是發生在淡如平日的居家生活，該是兩個以上的個體透過語言、非語言的情感思緒拋接。然而，最終觀眾看到的日常是精心設計的一桌兩椅與三個固定角度的拍攝，聽到的對話是一個女兒的提問與母親的沉默。創作者情緒很滿，當這些很滿的東西一股腦想讓觀眾體會，反倒讓觀影時擾起的一絲不安是怎麼了？

《日常對話》處理創作者/導演/女兒與被攝者/母親長年失去對話能力的問題，劇中以「陌生人」來形容與母親的關係，以母親在家庭以外生龍活虎、風流倜儻的畫面驗證屋子裡的疏離是刻意營造的。以此落差作為這趟和解之旅的動機是能接受的，只是面對靜默、甚至直言排斥拍攝的母親，該怎麼不顯得強勢就成為審視藝術高下之要。

被攝者的抗拒，轉動中的攝影機是否得無條件接受，答案並非絕對。周浩導演的《書記》中有這麼一段黑畫面，是縣委書記在離職前關起門來交辦屬下退回賄賂款的聲音紀錄。劇組是在被請出會議室後用隱藏的攝製器材偷錄到的，這舉動明顯是違反被攝者意願、甚至是運用被攝者的信任在不知情下取得，但結果卻讓《書記》呈現出的官場善惡提高討論的檔次。周浩的《書記》可以拒絕停機，為何《日常對話》的黃惠偵對母親阿女的抗拒會形成疑慮，私電影類型與創作動機或許是切入的方式。

私電影的拍攝者往往也是被攝者，甚至是過程中觸發反應的開始，創作者與其他人物的關係也較非私電影者來的緊密（不一定是親密）。在筆者為數不多的私電影經驗裡，較自然、能避免因為緊密而注意到攝影機存在的拍攝狀態，不是被攝者在鏡頭前仍能維持一定的純真（如《奧斯陸少年有點煩》）、不然就是強大到得以忽視攝影機的存在（如《法薩爾特家族秘密》）。而《日常對話》的母親阿女偏偏不強大也不純真，以至於在正面特寫鏡頭裡，阿女像是被困住掙脫不了的獸，無能拂袖而去、也無法暢談，最終把自己的情感思緒凍結在肘間。

當鏡頭前出現這樣的凍結，又怎麼有對話的可能，因此見到導演解凍的各種嘗試。母親歷任女友的訪問，的確讓母女倆的對話開始有了流動感，畢竟那是母親第一次在鏡頭前不保留的開懷，就是這樣閃現的溫柔、忘了攝影機存在的片刻，更深層的議題能嘗試逐次展開。但導演放棄這已到手的自然姿態，設計了一個不自然一桌二椅來處理最後的議題。

所謂不自然何來。飯桌作為華人家庭溝通對話的場域，這能理解。更甚者，導演曾提到只有在飯桌上感受到與母親的關聯，這也是以飯桌作為發生情境的合理選擇。但影片中母親最自在的環境，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在牌桌上，這張桌子只有母親被鏡頭捕捉住動彈不得的印象。所謂要在「日常」進行的對話，恐怕不再是那麼自然發生，當一切不再自然的時候，真的又能「對話」多少。

因此，觀眾看到的不是對話，而是女兒/創作者以攝影機之名進行強迫式的宣洩。就像與兩個外甥女聊到「贊成LGBT結婚與否」時，對回答不知道的外甥女追問「為什麼不知道」那帶有執著政治正確的強勢。當這種強勢存在的時候，弱勢的一方顯然只能更加靜默。

當保持一定距離的中景的一桌二椅不斷被母親/女兒各自特寫鏡頭打斷時，這段童年創傷自白就顯得刻意要讓觀眾看到什麼似的。或許，寧可維持中景一鏡到底即可，捨棄大張旗鼓的語言，舒緩紀錄下細微的變化，以收代替放那情感的後座力或許能更綿長。